伊万·肯德利 著 吴万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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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个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20世纪初期很多最著名、最受敬重的诗人也都是多产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一个世纪之后，诗人当批评家的观点似乎变得稀松平常了。事实上，成为批评家已经是我们对严肃的专业诗人抱有的期待了，他们应该变成这样的角色。经常写诗的人在小型杂志如《波士顿评论》、《n+1》、《格尔尼卡》（Guernica，全球艺术政治评论杂志，名称源自毕加索的同名画作---译注）上发表评论文章，或者在《纽约时报》和《纽约书评》等主要媒体上发表书评。诗人也在大学里为研究生讲授批评理论，在发表创造性作品的同时，也发表抽象的、哲学性的诗学论文。诗人组织研讨会，参加者和听众往往是其他的诗人。越来越多的情况是，诗人不仅是我们文化中最前沿的诗歌专家而且是仅有的专家。

公平地说，这种状况可以被描述为现代主义的遗产之一。当然，将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写作融为一体绝非现代主义者的发明---诗人也写批评文章是悠久且令人敬佩的传统，包括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都是如此。但是，诗人评论家与现代主义的持久结合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现代主义诗人评论家在文学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

在20世纪头十年的末期开始到40年代末期结束的动荡阶段，诗人批评家依靠在美国社会秩序中为文学上的现代主义确立持久的地位而开始巩固他们的文化收获。他们这么做得到了研究型大学、政府机构和慈善基金会等庞大官僚机构的支持。诗人批评家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他们撰写文学批评的事实，也不在于他们写了一种很特别的文学批评。而是在于，和从前的先辈诗人不同，他们参加到官僚生活之中，在文化、经济激烈动荡的时期站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一边。前辈诗人从来没有或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贵族价值观为人们支持现代主义进行辩护。富有的文学恩主---如斯科菲尔德·塞耶（Scofield Thayer）、罗瑟米尔夫人（Lady Rothermere）、阿瑟·斯平加恩（Arthur Spingarn）、卡尔·范·韦克滕（Carl Van Vechten）、约翰·奎因（John Quinn）之类人都理解现代主义是重申了20世纪马修·阿诺德的“被思考和谈论过的最优秀作品”。这种著作的受众从来都不大（常常就像对个别艺术家感兴趣的收藏家），它们常常使用的是小众的和鲜有呼应的言论。

小型杂志（现代主义时代之前就使用过，但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变得普遍）的说法就是例子之一，这体现在现代主义时期若干最重要的小型杂志的名称上：《小评论》、《时髦人士》（The Smart Set）、《先锋》（Coterie）等。事实上，现代主义盛行阶段的核心机构和组织范式就是小型杂志（连同本科学院，另外一种推崇排他性和小规模等价值观的机构）。

现代主义诗人批评家参与到官僚生活之中，他们不仅仅是诗人批评家，而且是诗人管理者。

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市场崩溃的结合引发了“食利者的安乐死”（该术语是皮凯蒂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里借来的）。曾经支持现代主义实验和先锋艺术的阶级的资本积累受到严重消耗，有时候是遭到这些意外事件的彻底毁灭。20世纪20年代是精英的文学生产主要靠富裕恩主支持的最后十年。

贵族恩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相互密切联系的官僚机构的出现：联邦政府、慈善基金会和大学。这三类机构都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保护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者免受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冲击。人们通常认为，市场即便不是公然仇视艺术，至少对艺术的生存尤其是诗歌的生存没有多大兴趣。

事实上，随着旧秩序在战争和经济衰退中遭到破坏，诗人批评家企图从官僚机构中找到避难所---并逐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担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国会图书馆馆长，后来担任国防部“战况数字统计室”主任。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则担任联邦作家工程的黑人事务办公室主任。批评家布莱克默（R.P. Blackmur）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分部的顾问。

对支持和推广现代主义解释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学界。到了二战结束时，越来越多的诗人批评家被吸收进大学里。现代主义诗人批评家和学界的联姻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时艾略特（T.S. Eliot）的《圣林:论诗与批评》吸引了像理查兹（I.A. Richards，曾在1920年代尝试将艾略特纳入刚成立的剑桥英语学院，但没有成功）等教授的注意和尊敬。到了1945年，诗人批评家和学界已经变成了官方关系：艾略特、布莱克默、爱伦·泰特（Allen Tate）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在学术界和小型杂志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界都已经大名鼎鼎。

将现代主义及其话语传统纳入大学也遭到某种抵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诗人批评家认为学术化是机会，而且抓住了这个机会。耶鲁大学文学系主任朗登·哈默（Langdon Hammer）在其1993年奠基性专著《哈特·克莱恩与爱伦·泰特：双面孔的现代主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坚持学界专业化给诗歌和批评带来了共同利益：“诗歌是批评进入大学的路径，像泰特这样的新批评家在没有大学高级学位且遭到历史学者抵制的情况下确立其权威的一种知识形式。。批评也是诗歌进入大学的路径。以连字符连接的诗人批评家体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要求诗人不仅有能力写诗而且能够对诗歌进行反思，能谈论诗歌，还能讲授诗歌。”

在现代主义时代的所有诗人批评家中，约翰·克罗·兰赛姆（John Crowe Ransom）在大学机构的投入最为深刻。兰赛姆先在范登比尔特大学后来在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教书，并创办了重要的小型杂志《凯尼恩评论》。其办刊动机不仅是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承诺，而且也因为他意识到在教授群体内越来越明显的危机。他在1937年给泰特的信中写到，“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一起研究的话，就能真正找到批评。教授们在竭力改造自我，有可能对这个小群体产生重大打击，该群体知道在给他们观点和定义和显示前进道路中它缺少的是什么。”

在1948年，兰赛姆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期三年的资助，创办凯尼恩英语学校，那是专门用来培养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的本科生师资的暑期项目。同时，批评家布莱克默获得了类似的资助来管理普林斯顿大学的克利斯蒂安·高斯讲座（Christian Gauss Seminars）。为现代主义诗人批评家开创的那种话语提供前进路径的是慈善基金会支持的此类学界工程而非小型杂志。

兰赛姆试图“创建批评”，这一点高出他的任何一个同代人：在为文学批评提供理论和思想意识之外，还为其提供现实的和经济的基础。理论解释和机构支持的必要性都促使兰赛姆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呼吁，以大学为基础的更深刻的批评文化。他在1937年的文章中写到，“艺术家本人在看到优秀艺术的时候应该能辨认出来，但是他的理解是本能性的而非辩证的，他不能很好地解释物论”：

我希望是从文学教授那里，主要是从这个国家的英语教授中最终确立文学批评的思想标准。这是他们的事。

文学批评必须变得更加科学、准确和系统化，这意味着它必须依靠有学问的人集体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来形成，这意味着在大学里适当的教授岗位。

不是业余爱好者的偶尔批评，我认为整个事业应该靠专业人士严肃对待。或许我用了令人讨厌的词汇，但我拥有一个想法，我们需要的是批评公司，或者批评有限公司。

早在1937年的时候，兰赛姆的口吻听起来就像他在起草一份课题申请书，人们实际上能将批评公司与兰赛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书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后来的凯尼恩英语学校。兰赛姆设想了暑期学校，里面都是诗歌趋势的最杰出典范，这些是他已经在1941年的的书《新批评》中为其洗礼了的趋势。诗人批评家在大学教授群体中比例很低，在兰赛姆的书中也是一样，项目头三个暑期的课程都是名家开设的，如燕卜荪、爱伦·泰特、伊沃·温特斯（Yvor Winters）、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和德尔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英语学校的主要吸引力在于有机会接触这些有迷人魅力的诗人批评家而不是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或者方法。兰赛姆的申请书说，“现代批评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著作被公众认知的，但是，如果学生能够近距离接触名家作为老师，使其讲授自己对诗歌批评的理解，将不再那么有私人色彩和不确定性。因为今天的英语学生就是明天的英语老师，英语讲授水平将在一代人之内就有显著的改善。”

在试图培养持久的且能客观衡量的社会变革的慈善家听起来，“一代人之内将有显著的改善”的说法简直就是美妙无比的音乐。而且，小型杂志几乎从定义上说就具有争议性和充斥党派偏见，像凯尼恩英语学校的机构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渐进性的和多元化的。兰赛姆强调“学校不允许被认定秉持任何特定的批评立场，”学校的意图不是推崇学界文学批评即刻的课程上或理论上的变革，而是对付根源性问题。而且，小型杂志面向精英和已经受到良好教育的读者，而像凯尼恩学校这样的工程则专心致力于培养非精英的、没有受到教育的读者，学生主要是数百名刚刚从战场上返回的年轻士兵，他们渴望学习文学。

长期以来被艾略特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批评家鼓吹的本质上的精英贵族的批评议题第一次成为大众的教育工程。这是现代主义批评的新版本，完全吻合受到广泛尊重的民主价值观，且仍然在思想上活跃，并承诺于很高的批评标准。进入文学精英的门槛的保证不是如贵族诗人批评家艾略特曾经设想的那样---天生的敏感性或者天才。相反，是在原则上对所有人开放的正式教育。批评艺术第一次有了资格证书。

兰赛姆的观点---文学批评的“适当席位”是在大学---渐渐被视为不言自明和理所当然的，但那只是众多可能的后果之一。还有一种观点是，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主义者设计的风景和为他们设计的风景仍然是当今诗人、批评家和学者生活的场所，虽然现在已经部分处于废墟状态。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之间现代主义诗人批评家进行的管理工程奠定了此后英美文学文化60年了不起的成就的基础，但也产生了新问题，我们一代和未来几代诗人、批评家和学者仍然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现代主义者的斗争是要与官僚机构和平共处，同时在作品的纯洁性和质量上不做出妥协和牺牲，那么他们之后的这些人的问题就一直是究竟要维持这种和平共处还是对其提出挑战。现代主义的诗歌、批评和官僚机构的统一拥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战后时代几代英美诗人享受了相当程度的舒适、繁荣和生产率，这是他们与官僚机构结合的后果，绝对不容抹杀。但是，在很多方面，诗人将依靠贵族精英转变成依靠技术官僚精英，机构管理者成为诗人的恩主。现代主义诗人批评家正常化的那种文化妥协已经让设想摆脱官僚机构而存在的独立诗歌文化都变得困难重重。在学界劳工-市场危机重重的时代，在公立领域和私立领域的艺术资源逐渐萎缩的时代，更不要提攻击人文学科的价值的猖獗的民粹主义的反智主义和怀疑主义甚至出现在精英阶层之中---当今的诗人批评家和学者最需要设想的或许恰恰是这种未来，这个结果无论他们是否渴望，似乎都要到来。

常见的抱怨是当今存在的美国诗歌文化过于排他、过于不平等、过于虚假做作。的确如此，但这个文化也不可思议地脆弱不堪。虽然我们或许不会面对一场使得贵族支持转变为官僚支持成为必需的巨大危机---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但现代主义建造的大厦上已经存在很多裂缝，我们不应该踌躇满志。我们视为充满活力的诗歌创作和讲授的世俗文化很容易被大学管理者或慈善基金会官员的大笔一挥而烟消云散。

有没有新的机构性避难所供当今诗人和批评家栖身？市场或者公民社会能维持过去60年代学界和其他机构支持的那种专业化诗歌活动吗？当今的诗人需要返回到过去的贵族赞助人体制吗？除了少数特别的天才得到资助，大部分可能的专业人士都被忽略而淹没的境地。

答案并不明朗，部分因为为诗人提供资助的需要现在还不是很紧迫：现代主义者建造的城堡还没有被放弃。事实上，我们应该继续捍卫它们。但是，我们至少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调查诗歌之外还存在什么东西。

作者简介：

伊万·肯德利（Evan Kindley），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文学副教授。新著《诗人批评家与文化管理》（哈佛大学出版社）。

译自：How Poets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Academy By Evan Kindley